千萬考公大軍 要去海外卷了

　　【千萬考公大軍 要去海外卷了】2025年，國考報名人數突破341.6萬，平均競爭比86:1；某省省考單崗位競爭激烈程度更創下1:1027的紀錄。國內考公競爭激烈如“獨木橋”時，一場另類“全球巡考”在世界悄然興起。中國留學生的簡歷紛紛涌向溫哥華市政廳、新加坡組屋管理局等世界各地公務員招聘系統。這場跨國“上岸”潮，折射出當代青年對穩定生活的渴望，也揭開了全球化時代職業選擇的復雜圖景。近五年來，中國學生申請海外公務員崗位的數量呈現出迅猛的增長態勢，每年以20%的速度遞增。在加拿大，2024年就有超過500名中國留學生申請該國公務員職位，與上一年相比，增長幅度高達30%。而在日本，2023年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外國籍人士中，有83人為中國人，這一數據足以說明中國留學生對日本公務員崗位的關注與參與。在新加坡，盡管其考公競爭的激烈程度甚至超過我國，曾招聘300個行政崗位，但最終留下的中國留學生仍有10人，這背后是中國留學生不懈的努力與追求。“海外上岸”浪潮的興起，離不開部分國家主動放寬政策限制這一重要因素。在日本，部分地區在特定年份展現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決策智慧，毅然取消了公務員考試的國籍限制。然而，對于我國留學生而言，海外公務員這一職業選擇具有獨特的吸引力，其中一個很大的好處在于這些崗位與“身份留存”息息相關。

　　在澳洲，碩士畢業后若能通過公務員考試順利進入公職，便可獲得穩定的簽證，從而能夠安心地在當地生活和工作，積累寶貴的工作經驗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還有望申請綠卡，實現長期定居的夢想，真正融入當地社會。在奧地利，我國留學生可憑“紅白紅卡+”發展職業，這張卡不僅為他們提供了合法工作生活的保障，還開啟了更多職業發展的機會之門。對于那些傾向于海外發展的留學生來說，公務員崗位不僅僅是一份穩定的工作，更是助力他們在海外扎根發展的身份策略，是實現海外夢想的重要跳板。

　　國內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失衡是推動青年“出海”的直接原因。當341.6萬人如潮水般涌向有限的公務員崗位，競爭的激烈程度已遠遠超出了合理范圍。據統計，2024年高校畢業生人數高達1179萬，再加上經濟下行壓力的影響，青年就業面臨著“千軍萬馬過獨木橋”的艱難困境。公務員崗位因其穩定性強、福利保障完善以及較高的社會地位，成為了青年眼中的“避風港”，是他們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就業市場中尋求安全感的重要選擇。然而，當國內“上岸”的難度持續攀升，青年們自然而然地將目光投向了海外，試圖在更廣闊的天地中尋找機會，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。這種選擇并非是對海外公務員制度的認同與向往，而是對國內就業生態無奈逃離的體現。

　　從反論點來看，有人認為“全球巡考”體現了青年的開放視野和全球化能力。的確，能夠適應不同國家的公務員考試體系，說明部分青年具備跨文化溝通、國際規則理解和語言能力等諸多優勢。他們能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，理解并遵循當地的規則，用流利的外語與他人交流合作，展現出強大的適應能力和綜合素質。然而，這種“開放”背后，實則是國內職業選擇空間的逼仄。當青年們不得不放棄國內市場，轉而投身海外公務員競爭時，這種“開放”更像是一種被動適應，而非主動選擇。例如，加拿大2024年有超過500名中國留學生申請公務員職位，同比上年增長30%，但這一數據的增長，更多地反映的是國內就業壓力的外溢，是青年們在國內就業困境下的無奈之舉，而非他們職業規劃的主動轉向。

　　駁論方面，有人質疑海外公務員崗位的穩定性是否真的優于國內。以新加坡為例，其考公競爭的激烈程度甚至超過我國，300個行政崗位吸引了大量申請者，最終留下的中國留學生僅有10人。這種“千軍萬馬過獨木橋”的場景，與國內考公何其相似，都充滿了激烈的競爭和不確定性。此外，海外公務員崗位還面臨諸多挑戰，如文化適應問題，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，外國公務員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去適應和理解；政策變動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，政策的調整可能會影響到公務員的工作內容和職業發展；身份認同問題同樣困擾著海外公務員，他們可能會在融入當地社會和保持自身文化特色之間感到困惑。例如，在日本，2023年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外國籍人士中雖有83人為中國人，但日本社會的同質化特征和嚴格的公務員制度，可能讓外國公務員在職業發展中面臨瓶頸，難以獲得與本土公務員同等的發展機會。因此，海外公務員崗位的穩定性并非絕對，青年“出海”仍需謹慎權衡利弊。

　　從身份策略來理解就很明顯了，海外考公對于部分留學生而言，只是一個跳板。一旦成功“上岸”，他們面臨的選擇壓力會更小，選擇也會更多。他們可以借助公務員的身份，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，積累人脈和資源，為未來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。

　　海外公務員考試看似競爭較小，實則暗藏更高門檻。以新加坡為例，其公共服務部門雖提供優惠購買組屋、居家辦公等福利，但考核機制堪稱嚴苛。公務員需每兩年接受一次績效評估，這就如同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，時刻提醒著他們要保持高效的工作狀態。如果連續兩次排名末位，將面臨被解雇的風險。2024年新加坡公務員系統裁員率達3.2%，遠高于國內體制內0.5%的淘汰率，這一數據充分說明了海外公務員崗位的競爭壓力和不確定性。

　　語言與文化壁壘更是難以逾越的鴻溝。在奧地利哈爾施塔特旅游局工作的王悅（化名）透露，其面試包含三輪方言測試，這對于非本土的留學生來說，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入職后，還需參與社區文化課程以融入當地，了解當地的文化習俗和生活方式。她回憶道：“有次因為沒聽懂同事的俚語，把‘緊急會議’聽成‘咖啡時間’，差點釀成工作事故。”這種“隱性考核”在海外公務員體系中普遍存在，日本JET項目要求參與者每年提交50頁以上的社區融入報告，詳細記錄自己在社區中的活動和對當地文化的理解；澳大利亞州政府管培生需在兩年內完成300小時的志愿服務，通過這些活動來增進對當地社會的了解和融入。

　　即便成功“上岸”，海外公務員的待遇也未必優渥。加拿大公務員平均年薪約5.2萬加元，低于全國平均水平，這意味著他們的生活可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富裕。英國公務員因薪資低下多次罷工，2024年其起薪僅為2.8萬英鎊，不足醫生起薪的1/3，這反映出海外公務員在薪資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。更現實的問題是生活成本，在溫哥華，公務員月薪4000加元扣除房租、交通等費用后所剩無幾，網友調侃“溫哥華治好了頸椎病，卻治不好中國胃”，形象地說明了海外生活的高成本和對家鄉飲食文化的懷念。

　　對部分留學生而言，海外考公的本質是“曲線救國”。澳大利亞綠卡政策規定，在州政府工作滿兩年可申請技術移民加分，這為留學生提供了獲得永久居留權的機會。新加坡教育部崗位為外籍員工提供EP工作簽證，滿足條件者可申請永久居留權。這種“體制內身份 + 移民便利”的組合，吸引著大量中國留學生。2025年加拿大公務員招聘中，中國留學生申請量同比增長30%，其中65%明確表示“主要目的為獲取簽證”，他們希望通過海外考公的方式，實現自己在海外定居和發展的夢想。

　　但這種“上岸”往往充滿不確定性。日本JET項目雖屬公共服務系統，但本質是“文化交流型”合同工，一年一續且服務期不超過5年，這意味著留學生在項目結束后需要重新尋找工作機會，面臨職業發展的不確定性。德國某市政府招聘的4年期合同工，續簽需通過德語C2考試并提交3篇學術論文，這對于非德語專業的留學生來說，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即便成功留任，文化隔閡也如影隨形。在新西蘭奧克蘭政府工作的林同學發現，同事聚餐時討論的橄欖球規則和毛利文化典故，常讓他感到“像局外人”，無法真正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，這種文化上的隔閡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工作體驗和職業發展。

　　海外考公潮的興起，本質是全球化時代職業選擇邏輯的變遷。當國內互聯網行業收縮、金融行業降薪，當“35歲危機”從私企蔓延至國企，年輕人開始用腳投票：要么在國內“卷”體制內，要么到海外“卷”新賽道。但無論選擇哪條路，都需面對現實的拷問——國內公務員的“光環”背后，是基層干部連續加班36小時的疲憊；海外公務員的“輕松”之下，是文化認同缺失帶來的孤獨。

　　真正的“上岸”或許不在于地點，而在于對職業本質的認知。正如在加拿大工作的Astro所說：“這里沒有‘體制內’的說法，公務員就是一份普通工作。我選擇它，是因為喜歡彈性工作制帶來的自由，而不是因為它能帶來什么社會地位。”當社會能以平常心看待公務員職業，當“成功”不再被單一標準定義，或許年輕人才能真正擺脫“上岸”的焦慮，找到屬于自己的職業坐標。

　　在這場全球圍獵“鐵飯碗”的浪潮中，沒有絕對的贏家。但至少，它讓我們看到：當內卷成為時代底色時，年輕人依然在努力尋找突破口——哪怕這個突破口，遠在地球的另一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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